核心判断
全球出现的这个能源方面的危机大问题, 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是那种会来会去的周期性波动了, 而是变成了一种结构上的断裂。
时间到了2025年到2026年这一段时期, 化石能源想要增加产量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 用于人工智能算力方面的电力需求以及对交通工具进行电气化转换所拉动的电力消耗量都在出现指数级别的上升, 还有像锂以及稀土这些关键的矿产资源在供给方面所暴露出来的瓶颈问题也明显地变得突出, 上述这三方面的压力加在一起, 使得全球的超过60个经济体都触发了他们自己的能源安全预警, 当前的这种局势不再是要不要去采取对应变措施的问题, 而是应对的窗口时间正在比较快地关闭。
五大核心信号
第一个方面就是油气这种资源的供应环节,现在正在进入到了一种收缩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一下国际能源署所发布的那一本叫做世界能源展望的资料里所显示出来的数据情况, 这个数据显示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在2025年这一年当中, 全世界石油每天的产量的增加量, 这个增加量还不足100万桶。
这样一个数字与需求端大概会有250万桶这样的缺口相比的话, 显得非常低。然后还有另外一些情况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那些主要的产油国家, 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产能所付出的成本在变得越来越高了, 同时新增的产能想要完全释放出来, 这个过程也存在着滞后现象。
基于这些原因, 供给弹性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接近到了它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了。
信号二:电力需求出现阶跃式跳升。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统计数据, 二零二五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占比重突破百分之四这个情况叠加电动汽车保有量突破六千万辆这一现象, 使得电力峰值负荷在同比意义上攀升了百分之十二。现有电网规划按照旧有的负荷曲线进行设计, 导致其调峰能力严重不足这一后果呈现出来。
信号三:关键矿产“卡脖子”现象正在加剧。 全球的锂、钴、稀土的加工产能, 高度集中在很少的几家经济手里。
欧盟在2024年生效的那个《关键原材料法案》, 把锂、钴、稀土都列为了战略资源, 它要求到2030年之前, 本土加工的占比要达到40%。现在的供应链因为太单一了, 风险很大, 这已经成为能源转型里面最大的那个隐蔽起来的瓶颈了。
第四个信号是,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地切断供应渠道。 从2025年至今, 红海那里的航运活动被迫中断, 乌克兰方向的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了破坏, 这样一来, 部分区域接收液化天然气的到岸价格, 比起基准价格来说，硬生生上浮了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幅度。
现在的地缘政治局势, 已经取代了欧佩克的产量配额安排, 变成了导致能源价格上下波动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所在。
信号五:极端气候加速损毁能源基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出的第六次评估报告里面提到, 那些热浪、洪涝还有风暴对输电线路造成的损伤, 对海水淡化厂造成的损伤, 以及对海上风电平台造成的损伤, 发生的频率比起二零一十年代来说, 上升了将近一倍。
基础设施进行修复所要花费的时间变长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好的状况, 就是用电需求越高, 损毁就越频繁, 然后供给就越紧张, 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产生了。
官方应对框架（2025—2030）
在短期（1—3年）:这个时间段里面, 要去激活战略石油储备也就是 SPR , 还要启用天然气储气库, 同时强化跨区互联电网的建设工作, 另外还要实施关键矿产的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工作。
中期（3—5年）： 要加速可再生能源装机数量的增加。目标是争取在二零三零年, 把全球非化石能源发电的占比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还要建立一种多元化的, 由长期合同构成的液化天然气采购机制。
长期（5—10年）: 这一阶段需要构建起所谓的多能互补体系, 并且这种体系会涉及电力、氢气以及储能这些方面, 同时要把计算机算力所产生的负荷部分纳入到电力需求侧的管理工作当中去, 还会推动对于关键矿产资源的回收活动, 以及针对替代性材料进行研究工作。
高频疑难
Q：能源危机和能源转型是同一件事吗？
A说: 不是这样的。能源转型指的是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的那种方向选择, 能源危机则是指供给和需求之间失去平衡所带来的那种急性状态。
如果转型失败了, 就会让能源危机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但是, 能源危机本身也会迫使转型的速度加快, 这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互相交错在一起, 并且会让彼此的发展速度都提升的一种状态。
Q：普通经济体能做什么来降低敞口？
根据联合国经济委员会（UNECE）发布的《国家能源安全行动计划指南》这一文件, 主要的方式方法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是需要签订为期不少于三年的长期合同, 并且这些合同的来源应该是多元化的, 第二是要把储能装机容量提高到能够覆盖峰值负荷8个小时以上, 第三是要建立针对关键矿产的在本土进行的回收生产能力, 第四是要规定电力需求响应作为法定的调度义务, 必须要纳入其中执行。
结语
全球能源危机这个问题, 是不存在“回到从前”这样的选项的。到了二零二六年之时, 该现象已经从预警阶段进入了兑现阶段。每一个经济体所正在做的行为, 并非是在决定要不要进行转型, 而是在决定转型的速度有多快、转型的幅度有多大、以及究竟是谁会率先承受住由此带来的阵痛。
